2014年07月15日 星期二

你所不知道的王家烈

王守谦回忆父亲晚年生活

2014年07月15日 星期二 贵州都市报数字报 字号[ 放大+ 缩小- 默认 ]

虎峰别墅的走廊。

虎峰别墅。

别墅一角。

在王守谦心里,王家烈是个慈祥的父亲。白凤摄

王家烈。资料图片

    文/本报记者白凤图/特约记者吴东俊

    他是慈祥的父亲

    无论是怎样的历史定位,无疑的是,在王守谦心里,王家烈是个“慈祥的父亲”。

    “老四,走,看甲秀楼那边涨水没得。”“还没有涨水吧。”

    “涨了,涨了,端午要涨水。”

    在王守谦记忆里,父亲晚年和他的这段对话依然鲜活。他的父亲是王家烈。

    王家烈为何人?国民政府时期第二十五军军长和贵州省省长,是桐梓系军阀统治贵州的最后一位,是响当当的“绍公”,是“末代贵州王”,他和蒋介石有“恩怨”,和张学良、李宗仁有私交,他曾经是贵阳四大民国建筑之一贵阳无人不知的虎峰别墅原主人……

    现在,这个“历史人物”的照片挂在王守谦老人家里。照片上的王家烈正当年,眉目间有英气,依稀有戎马军阀的神采。不过对于王守谦来说,这张照片唯一的身份是父亲。

    “我们家是严母慈父,妈妈还打过我,爸爸从来不打。”“可能是百姓爱幺儿吧,爸爸对我很好。”

    1937年,王守谦在南京出生。此时已经失去第二十五军军长和贵州省省长职位的王家烈,以44岁“老来得子”,对这个幺儿格外疼爱。因父亲身体渐渐衰弱,王守谦从成都回贵阳,陪伴他最后的几年。

    王家烈的晚年,和其他老人一样,常常抱着孙子说故事。只是这个老人说的内容是,怎样的地势应该怎样布兵,什么时候吹响冲锋号,诸如此类打仗的故事。

    “他可能不算是好的政治家,但是个军事家。”

    无论是怎样的历史定位,无疑的是,在王守谦心里,王家烈是个“慈祥的父亲”。

    恩怨成“浮云”

    对曾经一起并肩但也曾反戈的桐梓系军阀,在王家烈的晚年,这些恩怨被历史洪流淡化了。

    从苦力“背盐老二”到主政贵州,王家烈跌宕起伏的人生里,自然少不了有政治上的争斗,留下了一些恩恩怨怨。但在晚年,对老人王家烈来说这些恩怨都成“浮云”。

    1948年,王家烈闲居在遵义。时值南京开国民大会,他也作为代表之一参加。会议期间有一次聚餐,蒋介石在前面的位置,王家烈就在后面,蒋介石就看到他,站起来喊,“绍武兄,前面来坐。”王家烈摇手拒绝。蒋走到后面,问王,“老伯母还健在?”王回,“已经故去。”蒋介石当下就掏出手帕擦眼泪,表示惋惜悲痛。从南京回来之后,王家烈对家人说起这段事情,还对蒋非常感动。

    而之前蒋先是让王失去政治权力,后又煽动其部下闹军饷夺其军权,这段恩怨曾经影响了王的政治生涯。父亲对蒋的感动,让当时年龄不大的王守谦记忆非常深刻。

    对蒋介石如此,对其他曾经一起并肩但也曾反戈的桐梓系军阀,在王家烈的晚年,这些恩怨也被历史洪流淡化了。

    “尽管他们内部确实有些争斗,但是到了晚年,个人命运不一样,曾经的争斗也不提了。”据王守谦说,在晚年时,曾经和王家烈争夺贵州第一把交椅的毛光翔过世后,毛家后人,王家亦有交往,还多少尽力相助,对于其他几家的故事,王守谦也因为交情深,说起来不无感慨。

    家里的“好伙计”

    闲居在遵义时,王家有两匹马。“我爸爸说,它们是好伙计哦,几次救我。”王守谦说。

    不论是不是真的放下怨仇,对于旧情,王家烈却记得清楚。在王守谦的童年,经常有人来敲门要钱。那些敲门的人是父亲曾经的旧部。

    “一问对方你是哪个部队的,一说清楚,就喊我妈妈拿钱给人家。”王守谦说,解放前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。

    解放后,王家烈对曾经旧部的帮助依然持续。比起其他军阀后人,王守谦说自己家环境不错,“党对我们家不错。”正是因为这样“不错”的待遇,对上门求助之人衣食上多少能够帮忙一二。

    王守谦记得,在遵义的时候,家里有个叫刘国军的副官,专门负责送王家孩子们去读书,吃碗羊肉粉,他就负责结账。解放后回贵阳,刘副官爱喝酒,而那时家里不让请帮佣,刘副官便住在大营坡的福利院。每个礼拜就来王家要钱喝酒,1961、1962年粮食紧张的时候经常要钱要粮票。“只要一来,父亲就给,一定给。”

    对人如此,对曾经共同经历生死的马也是如此。

    闲居在遵义时,王家有两匹马,专门有个马夫,一直负责养马,或者煮饭。王家孩子们都很奇怪,说这个马又不做什么事情,每天就是马夫牵出去吃青草,然后牵回来。

    “我们都很不理解,后来一问,我爸爸说,哎呀,你们不晓得哦,它们是好伙计哦,几次救我。”

    之后这老马一直养起,“棕红色的,我印象很深。”

    随和的“王公公”

    王守谦说,父亲年老时和邻里关系很好,好评多多。在街上和别人打招呼,很平易近人。

    没有政治上的雄心勃勃,和曾经的争权夺利,晚年的王家烈性格非常随和。

    “他们老是说,军阀怎么可能会平易近人呢?”王守谦还是坚持觉得,父亲是个非常直率平易近人的人。

    解放前,还算是“地主”的王家烈,在中曹司、王武有田,每年有农民送米来交。那时的王守谦年龄小,爱玩,一看到农民用马送米,就想到农村去玩。“农民说想把我接去农村玩,我父亲说好,去嘛,送他回来就行。”“人家说今年收成不好,我父亲就说收成不好少交点嘛。”

    后来因为家里的田地,土改中王家烈被划为地主阶级,为了返还农民剥削债,卖掉了虎峰别墅。

    王家烈的随和性格在晚年表现更甚。

    上个世纪六十年代,已经工作的王守谦常常会有同事来家里吃饭,见到王家烈,都评价说,“你家老者不像当官的,很随和。”

    和一帮年轻人吃饭,王家烈拿出自己的茅台,倒一杯给王守谦的同事,说,“来,你尝哈。”

    王守谦说,父亲年老时和邻里关系很好,好评多多。在街上和别人打招呼,很平易近人。“贵阳的老人们知道,他经常出去逛,人家就用我们遵义叫老人的方式,喊‘王公公,过来坐’,他就去泡茶喝。他也不顾忌,端起就喝。”

    兜里永远有40元

    每次领工资,王家烈都要求拿40块给自己,这张钱并不花,等下一个月领工资,把之前的40块给妻子,再要一张新的40块。

    随和的老人王家烈,生活作风非常节俭。“落一粒饭都要捡回来吃。”

    “(他)穿着上也不怎么讲究,解放前穿长袍,解放后为去重庆开会才做了呢子衣服。另外,就是一套咔叽布的棉衣棉裤。”王守谦说。

    文革前,作为省政协副主席的王家烈每月287元的工资。每次王守谦去帮父亲领工资回来交给母亲,王家烈都要求拿40块给自己。

    那时候没有十块的纸币,40块属于大票。这张钱王家烈揣在裤包里,并不花,等到下一个月领工资又要,把之前的40块给妻子梁镜华,再要一张新的40块。依然不花,又揣起,又到下一月换成新票,如此循环。

    需要买书或者理发,王家烈便让儿子拿钱。王守谦问,“你不是有钱的么?”“不,这是我的,没得零钱。”

    对于这个怪癖,王守谦觉得父亲非常好笑,探究原因,王守谦觉得,父亲是穷人心态,出生环境决定了,穷惯了的人就是如此。“说起来都是笑话了。”

    在一些细节,王家烈的节俭甚至有些小抠门了。据王守谦回忆,父亲常在蔡家街口口的一个小理发店理发,那时候六十年代初,理发三角二。王家烈一直都在这个地方理发,因为头发已经谢顶,也不用吹风一类,较为便宜,只需二毛二。后来这家理发店涨价到两毛五,店家已经把价目表公布出来了,但王家烈理发之后依然只给人家二毛二。

    “我就对父亲说,‘爸爸,人家都已经两角五咯’。爸爸却说,‘哪个说的,我上个月来的就是两角’。”王守谦说,由于根本不在外花钱,父亲也不十分清楚物价变化。

    那时候,王家烈每个月要去花溪一趟,省级领导可以在那边的招待所吃饭。当时,全国生活状态有好转,王家烈吃饭喝茅台,剩一点酒就要喊王守谦拿起带走。“我就说,拿它干嘛,他就说拿起拿起,那是我的,我给钱了,就要拿起。”

    晚年爱上文学

    有一次陪父亲去红枫湖游玩,坐船从贵阳到平坝,没多少时间,王家烈就写下了一首《征程吟草》,文风颇有气概。

    晚年的王家烈,没有任何机会再触碰他最爱的军事,却在文学方面产生兴趣,甚至成了半个文人。

    因为自学较多,记忆力好,王家烈的文学功底不错,曾在黔东南、黄龙、镇远等地留下墨宝,晚年还凭借强大记忆力帮助贵州文史回忆桐梓系一段。“当时贵州文史的专家聚集在我们家,要整理一些历史资料,我父亲就能够清楚回忆桐梓系统治贵州时,哪个部队的主要人物有哪些,他都能清楚记得姓名。”

    让王守谦印象最为深刻的是,曾有一次陪父亲去红枫湖游玩,坐船从贵阳这边到平坝,没多少时间,王家烈就写下了一首《征程吟草》,文风颇有气概。

    在1953、1954年的时候,王家烈有一套《曾文正公全集》,喜欢曾国藩的故事,而之后对于这种人物传记的喜欢,也没有停止。

    “喜欢看书,看到就爱买,在金沙坡就是现在公园路买书。”王守谦记得,那里专门卖旧书,一本一本摞高,两边是板板隔挡。王家烈买了一部《左文襄公全集》,讲左宗棠的故事。买到这部旧书,他从金沙坡走路回家,很是高兴。

    后来这类书就没有买过,王家烈看的都是发的,《列宁全集》《斯大林全集》一类。

    弥留之际要求火葬

    当时全国正在推行火葬,王家烈说,“生前没有为国家做过什么贡献,死后做一个表率。”

    不管是历史人物,还是家中老父,最终都逃不过生老病死。

    1966年,已经73岁的王家烈病倒在家中,左边身体已经动不了了。

    而此时,儿女均各自有家离开,他身边只剩从成都回来的小儿子王守谦。他记得,那时老父亲经常搔脑袋,“应该是脑溢血。”

    看病回来,一米七五的王守谦背着一米八五的王家烈回家,“还好,他那时瘦,要不背不动。”

    从蔡家街路口,暮年病重的王家烈伏在小儿子背上,一步一步,缓缓回家。

    到了弥留之际,在外的儿女们来到贵阳守在父亲身边,省统战部的“领导”也来到王家里。

    当时王家烈意志还很清晰,嘱咐儿女们,死后一定要将他火葬。当时全国正在推行火葬,王家烈说,“生前没有为国家做过什么贡献,死后做一个表率。”

    当年8月11日,王家烈闭上了眼睛。家人遵其遗愿,很快将其火葬。据王守谦所言,父亲直到过世,也从未被划为右派,“党待他不薄。”

    8月30日,王家烈死后二十天,文革风吹到贵州。王家的地板都被撬开,贵阳本地的和北京来的红卫兵进行抄家。

    因妻子梁镜华一直没有参加工作,1958年就在弯弓街的家里办过托儿所。一直被人叫梁老师。故当时红卫兵问梁成分的时候,梁说“城市平民”,因此王家后人无人在文革中被迫害,只是家中珍贵资料被毁。

    不过这些,王家烈已经看不到了。

下一篇
点击进入论坛,结交更多好友。
已有账号? 点击 或者 用
每日推荐
活动召集
每日热门话题

贵州都市报联系电话
夜班编辑部:6625181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体育新闻部:6625165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财经新闻部:6625174          教育周刊:6625157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娱乐新闻部:6625164          旅游周刊:6625175
广   告   部:6626222、6626333          发行部:6775896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新 闻 热 线:96811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理财热线:18985022288       总编室:6773939  
本 报 地 址:贵阳市宝山北路372号贵州日报报业集团新闻大楼10-11楼    邮编:550001